检察机关在以克服检察权力、检察职能碎片化为初衷，为进一步强化检察监督职能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提出“捕诉合一”，在学界、实务界，一度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争议。在“捕诉合一”落地以前，关于“捕诉合一”的利弊得失，检察机关与学界、律师实务界的观点分歧比较大。

学界和律师界的观点更倾向于不是太看好，更多悲观性的预测。但是，从目前初步实证的效果看，可能跟我们的预测有一定的偏差。套用一句老话讲，就是“形势比人强”，情况比我们预想要好一些。原来我们估计，一旦批捕以后，基于前置程序给承办人所造成的压力，是否会出现强诉的情况。具体讲，人已经被逮捕了，就不得不诉。没有认真考虑到这个逻辑可能会倒置，也就是因为律师将来要起诉，他要对起诉承担责任，因此批捕的环节必须要把好关，甚至会把起诉的标准拿到批捕这个环节来使用，这样反倒把批捕这个关给把好了。

实际看来，这后一个逻辑的结果呈现出来了，也就是说从试点的情况看，实行“捕诉合一”以后，批捕率下降了，不捕率上升了。当然不捕率上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，笔者认为既有“捕诉合一”的原因，其实也有大家观念转变，各方面的呼吁，以及包括整个犯罪的结构调整等原因有关系。但这里面不能否定“捕诉合一”具有这么一个促使批捕率下降的功能，这个功能是应该肯定的。如果后面持续观察，能够得出一个非常肯定的结论，也是与我们的立法预期和权利保护预期相一致的。

一、笔者认为，首先必须要明确一个观念。过去我们经常讲，现在正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改革，容易给人一种导向，刑事辩护的主战场重点是在法庭。部分律师同仁也持有这样一种观点，还是希望“毕其功于一役“，把很多希望寄托在法庭上。这种观点随着多项制度的改革，比如说认罪认罚从宽、速裁程序推行等这些制度改革为背景，导致了有些案件律师在审判阶段、在法庭上的时间非常有限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趋势是，法庭这个看得见的战场、范围和战线，在日益的收缩。实际上，现在“捕诉合一”推行，使我们看到了更大的战场是在审判前的程序，特别是审查起诉程序。

有人说中国无罪率是以万分之几的比例呈现出来的，无罪率特别低。因此也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荒诞的说法，因为无罪率低，所以刑事辩护的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的。这种判断显然是有问题的，如果我们要关注到审判前程序，包括审查起诉程序和侦查阶段的程序，就会发现，不少案件经过律师的努力，最终被撤销案件，做不起诉的比例数，是法院判无罪数的十倍，甚至数十倍之多。言外之意，相对于审判环节律师可以发挥的作用，审判前程序，律师可以发挥的作用更大。笔者认为“捕诉合一”把刑事辩护的空间进一步拓展了。现在看来，“捕诉合一”不仅从实证的数据上来看，发挥了人权保障的作用，同时从辩护的角度来讲，也给律师提供了更宽阔的战场，因此说它是一个利好的消息。站在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是应该去支持，欢迎的。同时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就要考虑我们该如何借助这个机会和东风，把律师的辩护作用发挥得更好，这是一个大的方向，大的定位问题，我们必须要明确。

二、那么，“捕诉合一”背景下，刑事辩护的着力点在哪里？笔者认为，首先就是在批捕环节。批捕环节我们要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，既然实际上公诉人是把审查起诉的标准前移，放到了批捕的环节，那么律师对于一个案以更高的标准衡量件进行考量的时候，可能发现和提出的问题会更多。律师对案件积极分析，充分发表意见，与检察机关积极沟通，可能更多的问题会暴露出来，从而帮着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环节发挥好程序过滤功能。我们知道，批捕虽然是一种强制措施，表面上体现的是一个程序性保障功能。但实际上一旦批捕，产生的后续不良效应太多了，捕了导致要诉，诉了导致要判，影响到了很多实体问题。因此首先在这个环节，律师们就要积极地行动起来。虽然时间短，正是因为时间短，才要把它视为黄金期，要把这个时间抓住用好，把我们的意见充分表达，这是我们首先要做好的一件事情。其次由于“捕诉合一”，同一部门，甚至同一检察人员，既承担了审查批捕的职能，同时又具有审查起诉的职能。不像过去，过去我们在审查批捕的时候，律师提出来了不应该批捕的辩护意见，结果还是捕了，捕了之后很多人就觉得无力回天了，这个事情就放下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这位检察官既负责审查批捕，后面还要管这个案子的审查起诉，因此我们跟他持续沟通的必要性就提升了，过去我们长期在这一方面是弱化的。

现在看来，即便是一个人被批捕了，在羁押必要性审查方面，律师仍应该有所作为，而不是坐等，这个时间我们要充分把它利用起来。再次这个阶段律师还要发挥另外一个职能，这个职能不纯粹是在“捕诉合一”背景下应该提，其实在别的背景也是要强调的，就是在审查起诉阶段，律师的调查权的行使问题。一个案件，审查批捕的阶段我们跟检察官沟通了，可能基于某种原因，他（她）没有完全接纳律师的意见，并不等于律师的意见完全没有被考虑过。

三、在后续阶段，律师应该及时发挥调查职能，因为我们知道在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以前，案件卷宗是看不到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律师仅仅靠会见所获得的案件信息是非常有限的，靠嫌疑人所讲的情况和辩解去说服检察机关，这个力度显然是不够的。如果在批捕以后这个阶段，律师能够积极行使调查权，根据从嫌疑人、其他相关知情人员处获得的案件信息，及早开展我们的案件调查，（当然这里面还是要注意风险把控的问题。）这样在决定审查起诉前就能够把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调取，固定下来，并把这些证据材料及时提交给检察机关，这为接下来的羁押必要性审查，是否起诉等辩护，都可以提前做好一些基础性的工作。

办案律师一方面要在审查批捕环节积极工作，提出意见，还要持续沟通，做好调查取证工作。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，通过跟检察人员的充分沟通，能够把我们的有利证据和观点展现出来，从而与公诉人就哪些问题达成共识的，哪些问题存在分歧予以明确，有针对性提出在审查阶段的辩护意见，这些都是在“捕诉合一”背景下律师着力要去做好的工作。